86歲的母親去世一年多了，她的子孫們依然用各種方式寄託著各自的懷念和哀思——這期間我寫過《我為母親穿壽衣》、《母親醫道賽華佗》兩篇文章。我想，隨著時間的淘洗，哀思總要淡去，唯一無法淡去的，是母親那為人處世、持家誡子的操行和理念！

首先母親的前半生，先後經歷兩次大的災荒、三次大的戰亂，在母親的潛意識，戰爭和饑餓，後者更為可怕，她常說：“虎惡狼惡，不如餓惡！”1943年，華中旱災波及全國，僅河南一省饑餓致死300多萬人。當時母親的娘家屬於農村富裕家庭，即便如此，也沒逃脫饑餓的摧殘和剝奪，這一年，她先後失去了妹妹、伯父和堂兄三位親人。另一次是“三年自然災害”。這次饑荒，僅我們一個千人之村，饑餓就直接致死38人，外出逃荒200多人，這期間母親出於護犢和求生的本能，常去清涼江西岸的河北境內（當時我們屬山東）討飯，常去河邊挖野菜、剝樹皮，常去地裏尋找一切可以充饑的東西——饑餓如此恐怖，不能不在母親心裏打下深刻印記，以至後來富裕起來，母親之持家勤儉，量出量入，總是大方不足，吝嗇有餘。比如取暖，母親因患胃寒和風濕長年離不了熱炕，過去差不多中秋一過就要生炕爐，後來幾年，她見家家都燒柴炕，20塊錢費用足可支撐一冬，於是她就催我為她進行柴炕改造，只用很少的蜂窩煤做飯，一冬下來，大概可節約300多元。母親就這樣謹慎開銷銅板、處置剩餐，斤斤計較根柴滴油、一米一粟，以至如今自己每遇在外應酬、坐在成百上千的大菜前時常汗顏和酒醉。

我們這個家庭過去是典型的“弱勢群體”，家小人多不佔優勢，中農成分不佔優勢，本分老實也不佔優勢，在如此環境下生存，需要一個堅韌信念作支撐——母親相信運有輪回，總說“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”。記得1973年我高中畢業後托人在當時公社一個社辦企業上了班，每月15元的工資使這個家庭的經濟境況頓顯生機。而“好景不長”的是76年企業裁人，百分之十的裁減名單中赫然有我，隨之是家庭繼續斷卻了“經濟來源”，周圍的“白眼”重又接踵而至，漸有眉目的“對象”也另趨旁鶩了……母親對這樣突如其來的“變故”看得很開，她說：“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，天無絕人之路，路在自己腳下。”在母親的鼓勵下，我又去當了民辦教師，後來考上大學，如今已是有吃有住、兒女雙全、家境小康的國家幹部了。母親的“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”之於我，有時是激勵，有時是慰藉，有時更是信念——生活處於低谷要“忍”，對生活的獲取要“韌”，成就了事業要“克”，唯“克”之深：大概是“十年河西”了，也許還會“十年河東”！

母親沒讀過書，不懂得哲學家眼裏那些麻煩的規律和範疇，但她知道什麼事都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足的一面，常說“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；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”——一次回家母親向我打聽外面的新鮮事，我說最近市信訪局的領導找我瞭解咱們村長的情況，有人聯名寫上訪信，反映他工作粗暴、以家族勢力橫行鄉里、利用公款大吃大喝。母親聽後不無條理地說，看人看事，不能光看人家的短處，也得看人家的長處。村長這人毛病是有，可這幾年給村裏帶來的變化也挺大：從山東引來了50多個蔬菜大棚，建起了皮毛染色廠，坑坑窪窪的街道修成硬面路，自來水也通到各家各戶——辦這些大事，沒點道道不行，不吃喝破費不行，光怕得罪人也不行。於是老人家憑藉自己在村裏的威望，讓我把幾個和村長有隔閡的鄉親邀到家來，從“辦事難、求人難”說起，從村裏的變化展開，曉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終於平息了一場越級上訪案——母親處理事務、息事寧人不光會說直理，更講究方式方法，總能像領導談話一樣先說你的成績再說你的不足；也能像處理意見一樣先說你的錯誤再進行必要鼓勵，以至村裏義務“調解員”的身份差不多成了老人家的終身榮譽。

母親為人處事一生光明磊落，不虛不偽，常掛嘴邊的話是“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叫門”。記得2006年，我在我擔任主編的黨校校刊“文趣之窗”欄目刊發了自己的散文《泰國之旅》，不料這被過去與這個刊物曾有嚴重過節的一個當地文化名人以內容“色情不健康”的罪名告到市委書記、市紀委和省出版局去。當時市領導在不明真像的情況下即要求我“談點認識（檢查之意？）”，省、市一些權威部門的壓力也接踵而至。母親或許從妻兒那兒得知了這件事，專門給我打來電話，說“身正不怕影歪，事出了，關鍵看你做的對不對，虧不虧心，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叫門！”母親的話，進一步堅定了我一貫追求的為人處事準則——“權重不媚，勢盛不附，強者不畏，弱者不欺”，並專門向組織寫了《關於我對〈泰國之旅〉的幾點澄清意見》，終於取得領導諒解。後來也許與這件事不無關聯，我們的市委書記在離開衡水前，以領導者的特有大度和胸懷，充分肯定了我主持的一項省重大社科基金專案課題——《黑龍港流域發展動力機制研究》，並寫了長達1300字予以褒獎和鼓勵，讓我感動不已！